看到《西域研究》编辑部发布的殷老师去世的讣闻，久久不愿相信，大概是因为我认识殷老师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个老先生了，所以觉得他一直没什么变化，也总认为还有时间向他请教，没想到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
还记得 次见殷老师的时候，是万雪玉老师带了我们几位同门去拜访他，师母做了饺子给我们吃，因为两位师兄都是研究近代，唯独我对古代西域的历史文化非常痴迷，所以自然和殷老师聊的十分投缘，当时我还不知道，原来面前这位头发花白的长者，就是斯坦因《沙埋和阗废墟记》的译者。一来二去，渐渐熟络，我们也逐渐无话不谈起来。
殷老师是江苏人，最早是在南通的银行里做事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去读了南京大学，和另一位治西域史的学者魏良弢老师是同班同学，还记得他回忆那时的校园生活，说起班里同学比赛写大字报，每次都是魏良弢老师写的最多最快，可是拿起来仔细一读，大家不禁都忍不住笑了，原来魏老师写得都是“*豆芽我爱吃”、“我爱吃*豆芽”诸如此类。
据殷老师自己说，他在学校的时候，很得洪焕椿先生的赏识，洪焕椿先生那时的精力主要放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，所以有意让殷老师留下来协助自己搞经济史方面的研究，特别是关于张謇相关的资料搜集。但后来殷老师并没留下来，而是与天山结缘。
殷老师是在和田和师母认识的，师母退休前是护士，老家山东临沂，为人极好，真诚而质朴，每次我去向殷老师请教，她都一定要留我吃饭，红烧鲤鱼的滋味和师母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至今不能忘怀。以至我在硕士毕业论文的致谢中把这也写了上去。
听殷老师说，他还曾在地委宣传部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用他自己带有自嘲的话说，“我还当过官的”，但据我看，殷老师是个完全和功名利禄没关系的人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和张广达先生成为好朋友的缘故，记得张先生在巴黎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说过：我们要做研究，就注定这辈子要与功名利禄无缘。
殷老师谈起治学以及相关学人的事情当中，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一些片段：
说起张广达先生，就讲张先生有次跟他讲，自己在下乡劳动的时候，看见粪缸里蛆虫翻腾，不由感慨，为蝇头小利你争我夺，不就和这些蛆没有什么分别吗？
说起*盛璋先生，认为*先生学问广博，有关机构应当给他配备助手，使其学问可以流传下去。
谈到访问德国吐鲁番研究所的情形，说人家的条件也很艰苦，楼房很破，还不如我们的呢，但是学问做的很好。
说的最多的是，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，不要跟现实*治有什么交集。我觉得这是与他个人经历有关的切身体会。
当时殷老师虽然已经退休，但仍承担了《吐鲁番学研究》繁重的编辑工作，我因为时常在旁边，有时也协助做一些翻译、校对的事情，深刻感受到殷老师的严谨认真。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殷老师因为长年从事编辑工作，都有些强迫症，比如他在校对的过程中，会突然停下来，开始无意识的数数，数了一会便又恢复正常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和师母都不说话，等他恢复过来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他鼓励我翻译了日本学者荒川正晴的《北庭都护府の轮台县と长行坊》一文，因为是初次独力翻译长篇的学术论文，不免产生畏难情绪，但殷老师给予了很多鼓励，还请精通日文的于志勇老师做了校对，最终发表在年第1期的《吐鲁番学研究》上。
他也很注意强调读原典的重要性，尤其推崇《资治通鉴》，认为应当反复读。记得还跟他一起读过《宋会要辑稿》和《册府元龟》中有关西域史料的片段，那时他使用的相关复印件，至今想来仍如在目前。当时张锡彤、张广达先生父子翻译的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的杰作《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》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他又让我写篇书评，以此来锻炼我对全书的掌握能力。当然，等到他自己的著作《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》书稿完成时也同样，我和万雪玉老师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，我们认真的读了全文，并且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笔误之类，在出版后，他又鼓励我写了一篇书评，发表在《西域研究》（年第3期）上，当时我书评初稿的标题是“通古今之变”，殷老师则很谦虚的改成了“新史料与新思路”这么一个显得朴素的标题。
此外值得一提的，是殷老师有个笔名叫“衡之”，这是他从担任《西域研究》的编辑之后就一直使用的名字，后来延用到编《吐鲁番学研究》的时代，大约是取上官婉儿“称量天下士”之意。有些研究综述对此不了解，特为辨明。
印象最为深刻也最为遗憾的事，还是在殷老师的指导下研究于阗语文书。殷老师在和田生活、工作过多年，对那里有深厚的感情，谈起约特干古城等等当地的遗址，如数家珍；同时也很